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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2017-08-16 | 发布:经管之家

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期我国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主要涉及两大类问题。一类是为何和如何搞好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类是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头或理论依据是什么。前一类问题主要是改革的政策方案设计或实际操作问题,后一类问题则是基本理论问题。本文集中讨论后一类问题。

在后一类问题讨论中,我国有些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追溯到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实际上,这些文章的立论是片面甚至错误的。它既不符合经济学发展史的事实,也错误地解读了萨伊定律,更重要的是给读者造成错误的认知,似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皈依萨伊定律。

首先,我们要明了什么是“(总)供给理论”。在笔者看来,研究一个经济的总供给能力(产能)及其增长之决定因素的理论,即为(总)供给理论。总供给理论主要研究两大问题:(1)一个经济体的总供给能力由哪些因素决定;(2)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会促进总供给能力增长,或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由哪些因素决定。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那是总供给理论(供给经济学)和总需求理论(需求经济学)都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

其次,我们要回答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笔者的答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在供给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以促进总供给能力增长、总供给质量提高,以及总供给在规模和结构上如何与总需求相适应、相匹配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供给理论有联系,有交叉,但是供给理论不等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供给理论的核心是总供给能力由哪些因素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如何通过改革来改善总供给结构、提高总供给能力和质量。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同于供给理论,更不能以供给理论取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经济学中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都有其源头,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所以对理论基础的研究不能脱离其理论来源。但是理论源头又不等于理论基础,不等于这种理论本身。理论基础本身就是系统的理论依据,而理论源头则指一种理论的初始形式和最初来源。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源头是英法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最早可以溯源到威廉·配第的思想,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等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这两种价值论有质的差别。类似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供给理论的源头。明确了这些界定,我们就不难追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

二、供给理论的源头是古典经济学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经济思想史)不难发现,重视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强调供给研究的,一直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特别是英法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劳动创造财富”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思想。从分析的视角来看,古典经济学就是供给经济学或侧重于供给分析的经济学体系。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时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这是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时期。在这个伟大的转轨时期和大变革时代,大量的商品和财富出自工厂生产过程而不是流通过程(商业或贸易),已经是举目可见的事实,并且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也需要从理论上找到安身之所。作为新生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古典经济学家力图从生产过程,也就是供给侧,寻找社会财富和商品价值的源流,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矗所以他们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对准了供给方,把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刀深入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从而颠覆了重商主义“财富来自流通(贸易)”的说教。

被马克思称作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就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且认为货币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决定的。人们熟知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条经济学的著名格言,就是配第提出来的。配第的原话是:“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劳动和土地(生产资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决定供给的两大生产要素,并且配第在这里正确地认识到,劳动是支配供给侧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动的、活的要素。西方现代供给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会降低生产成本”,最初也是配第提出来的。他写道:“譬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这段表述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后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列举的,用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效果的著名“制针”例子如出一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对配第的这个思想给予高度评价:“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研究,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科学技术进步、创新、劳动者素质与技能提高是促进供给或产出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几乎是今天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配第在1672年前后写成(1690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就明确地论述了这个思想。他说:“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例如,一个人用磨粉机把谷物磨成粉,他所能磨出的分量会等于二十个人用石臼所能舂碎的分量。一个印刷工人所能印出的册数,会等于一百个人用手抄写出来的册数。”配第正确地认识到,改进资源配置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和收入。他说:“长满灌木的荒地经过加工,可以种植亚麻或三叶草,这样,它的价值就会增加一百倍。同一块土地,如果在上面建筑房屋,则它所提供的地租要比充作牧场多一百倍。”配第还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大小,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领土大小和人口多少,而是技术、产业发展和政策。他说:“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配第的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真理性,加快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制定实施恰当的政策,仍然是我国目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也是经济问题最突出的部门。当时法国政府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导致农业经济严重凋敝。因此,法国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就和重商主义断然决裂,走向重农主义道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不但强调,“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而且认识到产业部门之间应保持正确的比例,自由竞争可以使社会总劳动量(即资源总量——引者)按照正确的比例,配置于各个产业部门。法国重农学派把社会财富看作是通过土地耕作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有片面性,因为农业只是生产财富的部门之一,但它却是从供给方而不是从需求方来研究社会财富的源泉和增长的。著名的魁奈《经济表》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论述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实际上就是论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经济表》确认农业在一年里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总供给)是经济循环的起点。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国富论》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斯密把分工看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贡献者。《国富论》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说:“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他用制针业的例子说明,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他写道:“一个没有受过这种业务(劳动分工已经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训练、而又不熟悉它所使用的机器(同样的劳动分工使这种机器的发明成为可能)的工人,用他最大的努力,或许一天制造不出一枚针,肯定不能制造20枚。”而他看到的一个小制针厂,只雇用了10个工人,每天却能够制造出48000枚针。这个例子说明,分工后的单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没有分工的单个工人的240倍[48000÷(10人×20枚)],甚至是4800倍(48000÷10人)!并且,斯密进一步认识到,分工不但会提高单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单个企业的产出,而且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会促进一国的产业发展和效率提高。他说:“在享有最发达的产业和效率增进的那些国家,分工也进行得最彻底。”分工发达加上国家治理良好,会使一个国家走向普遍富裕。“由于实行劳动分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在一个治理很好的社会出现普遍的富裕”。

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增加国民财富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有用劳动者的人数;而分工的发展、机器的使用、劳动配置的改进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增加会增加雇用有用劳动者的人数;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取决于分工发展的快慢和资本积累的多寡。斯密写道:“要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或增加以前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即生产率——引者)。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显然只有靠增加资本即增加用来维持他们的基金才能增加。同一人数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有靠增添和改进用来促进和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靠更加适当地划分和分配工作,才能得到增进。”

笔者认为,斯密对供给的分析、对国民财富增长(即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以下的观点。(1)分工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的发展又取决于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所以要促进分工就要发展市场和市场体系。因为,“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2)一国的制造业越发达,它的农业就越繁荣,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就越发达,城市化水平就越高。(3)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是个人自我改善的欲望,也就是人的自利动机;一国经济增长的制动机制(或约束机制或保护机制)是人的理智和竞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率,是否能够促进国民财富增加,就看这种制度能否生成一种把个人自我改善的强烈欲望,转变成对社会有益的机制。《国富论》的这段话常常被引用:“人总是需要有其他同胞的帮助,单凭他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他如果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于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任何想要同他人做买卖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就能得这个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每项交易的意义;正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帮助的绝大部分。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斯密下面这句话似乎被引用的不多,但是这句话同样很重要。“他的大部分日常需要是通过和其他人同样的方式去满足的,就是通过契约、通过交换,通过购买。”这里的契约和交换可以理解为一种把个人自我改善的强烈欲望,转变成对社会有益的体制机制安排,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4)自由竞争的制度体系会促进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经济社会应当消除这方面的制度障碍,并把政府的职能和作用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斯密认为,限制制造业和贸易的制度体系,“阻碍而不是加速了社会向着真实财富和强大的进步,它减少而不是增加了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因此所有偏重或限制的体系被完全取消以后,明显的和简单的天然自由体系就自行建立起来了。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犯公正的法律,就有完全的自由去按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劳动和资本去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一类人的劳动和资本竞争。”

可见,《国富论》就是从供给方来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的,提供了较为系统、深刻的供给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发展理论。今天我们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离不开分析分工、资本积累、劳动、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发展、市场发展、城市(镇)化、体制变革等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上概括的《国富论》中的四个观点,对我们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中的第(3)点和第(4)点,实际上说的是制度供给。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把经济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进和优化制度供给,协调好经济主体的利益机制与竞争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藉此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机制,促进有效供给增加。

被马克思看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的李嘉图,把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高度概括为机器的发明、技术进步、分工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李嘉图写道:“由于机器的发明,由于技术的熟练,由于更好的分工,由于使我们能够进行更有利的交换的新市场的发现,一百万人在一种社会情况下所能生产的‘必需品、享用品和娱乐品’等财富可以比另一种社会情况下大两倍或三倍”,并且,“通过不断增进生产的便利,我们……不只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并且会增加未来的生产力”。 由这两段话不难看出,生活在19世纪早期的李嘉图对供给能力增长或经济发展原因的认识,与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古典经济学就是初始的供给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对供给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古典经济学家重视供给分析而不太关注需求,“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李嘉图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被马克思称作庸俗经济学,但是在供给和需求谁占首位的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强调供给分析的传统。所以,大体上可以说,重视供给和供给分析一直是“凯恩斯革命”以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来强调总需求分析、创建有效需求理论的凯恩斯才抱怨说,古典经济学对总供给(函数)做了详尽的分析,而总需求分析则是个空白。“马尔萨斯曾经为之斗争的有效需求这一巨大之谜在经济学文献中完全不见踪迹”,“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会创造它自身需求的学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经济学也公开承认,他们的理论源泉是古典经济学。

三、萨伊定律意在证明买卖必然平衡

那么,如何看待萨伊和萨伊定律呢?

萨伊确实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生产(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认为是供给决定需求,供给创造需求,供给是第一位的,需求则是第二位的,需求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增加。萨伊的论证是: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者把一种产品提供到市场上是为了换取他需要的另一种产品,因此,“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萨伊的这个论述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概括为“萨伊定律”。凯恩斯在《通论》中把萨伊定律表述为“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可见,萨伊定律继承了英法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并把“供给决定需求”发展成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必然相等”或“买卖必然平衡”。

进一步的问题是,萨伊定律的本意是要说明什么,其暗含的假设前提是什么,它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是什么关系呢?

萨伊定律的主要用意是证明,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就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因为“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有更多的供给就会有更多的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或相等)的。萨伊写道:“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下去。”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萨伊定律的含义就是,市场机制是灵敏有效的,它可以自动地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均衡,不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萨伊定律暗含的假设前提有四项。(1)市场价格机制具有充分弹性,它们的自动调节可以保证各类市场及时出清。(2)利率的自动调节,可以保证当期收入中不用于消费的部分(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而这又是以利息是储蓄的报酬,是投资的成本,以及利率有完全弹性为假设前提的。(3)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只是交易媒介,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经济中的名义变量,而不影响实际变量。(4)经济社会的分配制度,能够保证把总产出和相应的总收入转换成等量的有效需求。

由于认定不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所以萨伊在政策主张上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反对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刺激消费以扩大总需求。他认为:“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因此,根据萨伊定律,一个经济主要关注的和努力增加的,应当是供给或生产,需求不是问题,需求自然跟着供给增长而增长。

马克思把萨伊划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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